​2026年7月1日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。

习近平总书记为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。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钟掘坐在轮椅上，身形瘦削，却神情安然，微笑点头向全场致意。

现场，掌声如潮，经久不息。这份党内最高荣誉是对她数十年科研报国、教书育人的最高褒奖。

这位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第一位女院士、中南大学教授，一生都在做一件事：向“极限”发起挑战——
年近九旬，依然坚守科研一线，经常出现在实验室，掘进不息；
勇攀科学高峰，攻克一个又一个“卡脖子”难题，推动我国铝工业由落后于人到跻身世界前列；
推动中国有色金属冶金机械学科跨越式发展，为有色金属产业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装备人才。
2003年，她创造性地提出“极端制造”概念，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。
而在这一切“极限”的尽头，站着的只有一个主题：爱国。

为国工作到“极限”

这是一位科学家向生命“极限”发起的挑战。

“就个人而言，生命终结是自然规律，但活到老，科研到老，就要干到那一天。”钟掘说得平淡，却坦然坚定。

长沙到北京，连夜往返；医院到实验室，两点一线。身患重疾，腿脚不便，她坐着轮椅参会、出差；手上打着吊针，还在研读前沿文献。

有一回，她刚结束治疗，便直奔实验室参加项目讨论。学生劝她休息，她摆摆手说：“国家任务等不起，耽误一天，就可能落后一年。”

这是年近九旬的钟掘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钟掘。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

“等不起”——这三个字，从她走上教育和科研道路的第一天起，就从未改变。

1960年，钟掘从北京钢铁学院（现北京科技大学）机械系毕业，被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（现中南大学）工作。从那时起，轰鸣的机器旁，多了一位专注坚韧的青年女教师、吃苦耐劳的“钢姑娘”。

在鞍钢、太钢，她与工人们一起抡大锤、倒夜班；在洛铜、武钢，她带着学生在生产线上实习；抢修机械故障时，她时常攀爬数层楼高的大型设备进行检测与调试，一天下来，满身油泥。

心理上，她也承受着因工作不能照顾孩子的愧疚。那时，钟掘两个年幼的孩子被送到北京的奶奶家。为了不让年迈的奶奶负担太重，她自己带着4岁的女儿下厂实习，和学生一起住在车间隔壁的值班休息室。

压力，远不止这些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武汉钢铁公司从日本引进的1700热连轧机突发重大故障，尚在空载试车阶段便问题频出。日方态度强硬：中方操作不当，一切后果自负。钟掘与课题组同事赶赴现场，心中沉甸甸的：这个故障不排除，损失的远不止一个零件或一套设备，更关乎中国人在技术博弈中的底气。

那时的钟掘只是一名普通大学讲师，完全可以选择不参与。但她凭着一股要给中国人争脸、给国内同行争气的劲儿，顶住压力，在机器前连夜排查、反复研测，力求精准锁定故障根源。运用首创的“轧机变相单辊驱动理论”，她和同事最终查明真相——出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方装备设计与工艺缺陷。在翔实的试验数据和严谨的科学分析面前，日本专家最终承认失误，赔偿损失并修改技术方案。

这件事给了钟掘坚定的信心：“我们中国人的才智一点不比外国人差，他们能做的，我们可以做得比他们更好。”

这种工作到“极限”的信念，源于更深的记忆。

1936年出生的钟掘，童年经历抗战烽火。6岁那年，她背着行李，随母亲从广西一路逃难到重庆。炮火、饥饿、流离失所——“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被欺负？”这个问题从那时起，便深深刻进了她的心里。

1955年，她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，课堂延伸到矿山和工厂。在京西煤矿，她看到工人冒着危险在深井中采掘；在天津钢厂，出钢时钢花四溅，工人几乎没有防护。她深切地感受到：“我们国家还很落后，我们的工人，不该受这样的苦。”

那一年，300多名毕业生里只有两名女生选择机械专业，钟掘就是其中之一。她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机械系。

从那时起，她就把自己摆在了国家最需要的岗位上。60多年，没有一天懈怠。

她曾深情地说：“尽管深知女性搞重型机械很苦，但信念从未动摇。我是共产党员，国家需要的地方，就是我要去的地方。”